炒作,似乎已成为时下流行的谋求更多名利的手段,屡见不鲜。文坛也不例外。君不见一本书、一部影视片,尚未面世就连篇累牍地吹嘘如何如何好,一旦出台又是签名售书,又是让影迷一睹演员芳容,美其名曰作家、导演、演员与读者、观众见面,其实和商场促销是一样的,事后大多反应平平。按照市场经济观念来看,这样的炒作也并无不可。比起有些大腕、明星靠出售绯闻隐私争当媒体热门人物,要好得多了。
近日由王朔《我看金庸》引起的文坛微波,不难看出就是文坛的一次炒作。专事码字写小说的王朔,一反常态抛出一篇评论,批评的又是当代文坛大家的金庸,自然引人注目。尽管王朔遮掩说,他写的不是文艺批评,是随笔,他“不是专门吃这碗饭的”,“不是面面俱到地讲道理”。但文艺批评不取决于作者职业和是否面面俱到,而是取决于它的内容和功能,以主要内容评论作家及其作品就是文艺批评。文艺批评的形式也是多样的,可以写成学术理论文章,也可以用随笔、对话、诗歌等形式。这是文学常识。不管采用什么形式,都要讲道理。《我看金庸》从标题到内容,明确指向和评论具体的作家及其作品,自然属于文艺批评。王朔也承认“其实是批评”。写小说的兼顾或改行写文艺批评,无可非议,也不算掉价。问题在于《我看金庸》,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来看,都说不上是真诚的、负责的、讲道理的文艺批评。
评论文学作品,首先要研读原著,其次要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,才能好处说好,坏处说坏。这恐怕是文学批评起码的要求。《我看金庸》似乎不具备这些基本的要素。
例如,批评金庸的武侠小说胡编乱造,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,不相信这些人物真的存在过。这些话如果出自中学生之口还有情可原,出自写小说的王朔笔下就不可理喻了。小说的特征和规律就是虚构,武侠小说更少不了虚构和夸张。古典名著《三国》《水浒》,何尝没有虚构和夸张?好像端给你一杯咖啡,你指责里面有咖啡因一样。
再如,批评小说的结构和语言。金庸小说的结构确实有模式化弱点,也不是用现代口语写的。但这也正是历史题材武侠小说的特征和要求。历史题材作品的语言要有历史感,才能表现出古代的气度和风采。好像茅盾先生说过:不能用现代口语写历史剧。试想用王朔式的语言写历史题材的武侠小说,艺术效果如何?大概只能像街头地摊署名“全庸”吉龙”之类的小说罢。
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也是通俗文学,但是其中有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在通俗文学中还是够“雅”的,因而独步武林。王朔还在其它场合说金庸不如古龙。古龙的武侠小说以奇取胜,结构、语言、情绪,都是现代的,人物纵情酒色,都不是真的存在过。金庸古龙各有千秋,寻求文化者爱看金庸,寻求刺激者爱看古龙。萝卜白菜,各有所爱。王朔厌恶金庸,喜爱古龙,是个人口味,无可厚非。但以个人口味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,以个人意气贬损他人抬高自己,有失评论的公道和做人的原则。
王朔强调文学应是个说真话的地方。是否是真话,不是由那一个人主观自定的,还有客观标准。一味说好不一定是真话,一味说坏也不一定是真话,实事求是,符合实际才是真话。《我看金庸》不仅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,甚至没有为人为文必不可少的真诚。
文学批评要有理有据,合情合理,通过批评达到引导读者,团结作家,促进创作的目的。《我看金庸》从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来看,目的似乎不在于此。作者的目的如果不是哗众取宠的随意褒贬,就是别有用心的恶劣炒作,抑或兼而有之。有人说王朔是成名作家,不必再为名而炒作。殊不知世人有几个能超脱名利之累,又有几个未老作家能安于被文坛冷落?作为“痞子文学”代表人物的王朔,红过一阵子。然而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没几年。蛰伏数年的王朔不甘寂寞,终于推出《看上去很美》,内容竟是儿时尿床之类,多数读者看来它并不美,反而有王郎才尽之感。玩小说不成玩评论,拣块石头专往文坛声望高的作家头上打,自然一石激起千重浪。王朔与记者谈话,直道出了动机和目的:“我就是闲着没事儿,来两下,也别光炒歌星影星,让大家也关注关注作家”;“你们看武侠可以,但也别光看武侠,别光看老头写的东西呀,也看看同龄人写的东西,真的很好。”通过炒作引起人们对自己的关注,骂倒著名老作家及其作品,争取更多的读者,这就是《我看金庸》的动机和目的。不久前不是有人靠骂鲁迅先生轰动一下子嘛。王朔的炒作经人们添油加醋,以及由此引起两大帮读者网上争鸣,倒也热闹。应该说,读者中不无精辟见解。不管说好说坏,王朔无形中成了与金庸争夺文坛盟主的掌门帮主,身价倍增,又成了大众传媒的热门人物。人们不能不佩服此人确实有邪才。然而这种功夫,实在不是名门正派所为。时至今日还要祭起“阶级性”的棍子,不仅可笑,简直让人感到黔驴技穷了。金庸的功夫也没练到“八风不动”,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连看都不看一眼,居然作出了答复,还正面评价了王朔的小说,要和他相识。少了些血性刚烈,但品格修养、人情道理、胜出了许多倍。
文坛的炒作层出不穷。炒作的文坛虽然热闹,并没有给文坛带来什么好处。有人说王朔此举“是有识之士呼唤已久的健康的文学批评精神的复归”,“受益的是亟待匡正批评精神的中国文坛”。这恐怕是不符合实际的主观揣测。当今文坛庸俗的吹捧太多,确实需要健康的文学批评。但《我看金庸》不是批评却是骂,用王朔自己的话说,“老夸有什么意思,有人骂才会有意思”。不讲道理的骂,和无原则的捧一样,都不是健康的文学批评,无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。以对“俗”的批评而论,所谓“俗”,如果是通俗而不是庸俗,那正是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。从这点说,通俗文学如金庸的武侠小说、琼瑶的《还珠格格》,有很多值得只在小圈子里叫响的“雅文学”借鉴的地方。与其批评它们脱离现实,不如从文学创作规律和艺术风格、表现手法上,分析其成功经验,以利于创作更多更好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。至于谁“俗”谁“雅”之争,没有什么意义,雅俗共赏才是好的文学作品。真正需要批评的,是那些脱离社会大众,咀嚼狭隘的个人苦闷和情欲的虚假做作的“雅”,以及胡编乱造,拼凑笑料的低俗、恶俗。这样的文艺作品在今日文坛、屏幕,比比皆是,王朔并没有骂。王朔的炒作不是要大家关注所有的作家,也不骂那些应该批评的作家和作品。他要大家关注的只不过是他本人和他“比较熟的人”。他们的作品用王朔自己的说法,肯定不是“无可挑剔的”,但王朔不仅不骂,还不遗余力地大加吹捧和推销:“他们写得很生动,是属于自己的东西,有这些在里面就是好东西”;“不能骂他们,怕给骂坏了,本来大家不知道,一骂更没人看了,这就是不公平”。扶植本门弟子是人之常情,为此骂倒著名作家就公平吗?据报道,王朔骂完金庸,还要针对鲁迅、老舍,“剩下的从文学地位和作品水准来说”,就都“不配”他骂了。他说鲁迅“也不能说伟大”,老舍“比我善良”,言外之意是自己和他们平起平坐,有些方面比他们还强。不必要求王朔谦逊,但如此狂妄也太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了罢。文坛的炒作司空见惯,像这样恶劣的还不多见。靠骂倒别人抬高自己,在商业竞争中也是不允许的。这种炒作只能助长文人相轻、门户之见,助长损人利己、党同伐异的歪风邪气,对文坛有害无益。王朔挥动“恶棍式批评”的大棒,横扫文坛,骂遍著名作家及其作品,还要“清理读者队伍”,这是对文坛的讽刺,是文坛的悲哀。
文坛的炒作和炒作的文坛,都离不开媒体。媒体有时不是传真机,而是放大器。追踪名人,制造名人效应,是当今社会的通病,也是媒体的通病,以致名人的鸡毛蒜皮,胡言乱语,也被媒体当作宝贝。《我看金庸》如果不是王朔写的,而是出自无名读者之手,多半被媒体当作胡说八道弃之不理。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,名人说的话不一定是名言。媒体往往忘了这个道理。王朔正是利用了这一点,“大家势利,对严肃的批评不注意,非得我这样有点虚名的说什么大家才注意”。《我看金庸》掀起的这场文坛炒作闹剧,媒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制造点波澜打破文坛沉寂,用意还是好的。但要促进文学创作,靠妙作的热闹不行,要下真功夫,深功夫。这当然还要借助媒体,读者有理由期望媒体在这方面作出大的贡献。